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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斯诺登: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上)

美国《连线》杂志近日刊登封面文章,细致披露了该刊对“棱镜门”揭秘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独家采访过程,并详细还原了这位全球“头号通缉犯”决定揭露惊天内幕前后的心路历程。

以下为文章全文:

神秘人物斯诺登

一条消息发送到我的“纯净电脑”上,那是一台MacBook Air,上面只装了一个复杂的加密软件。“计划有变。”我的联系人说,“下午1点到XXX酒店大厅。带上一本书,等着ES找你。”

ES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简写,他堪称当今世界的“头号通缉犯”。9个月来,我一直在尝试各种能够采访到他的办法——我两次前往柏林和里约热内卢,并多次赶往纽约,为的就是与他的密友沟通,以便安排一次会面。在我渴望了解的诸多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斯诺登泄露了数十万份绝密文件,披露了美国政府规模庞大的本土监控项目?

今年5月,我收到斯诺登的代理人、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本·维茨纳(Ben Wizner)发来的邮件。他向我确认,斯诺登同意在莫斯科与我见面。在此后几周的时间内,他抽出整整三天时间与我一起闲逛,一起聊天。自从他2013年6月到达俄罗斯以来,我成为了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记者。但我们约会的详细信息依然被神秘的氛围笼罩。我到达莫斯科后,对于他将在何时何地与我见面,完全没有一点消息。但现在,当一切结束之后,所有的细节都可以公之于众。

我住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Hotel Metropol)里,这座充满想象力的沙色建筑,是俄罗斯帝国新艺术运动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件不朽作品。它建成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在布尔什维克1917年掌权后,它成为了苏联的“第二宫”。在这间餐厅里,列宁经常穿着厚大衣和高筒靴对他的信徒们高谈阔论。现在,他的画像仍然装饰在酒店外面的一块大匾上。画中的列宁恰到好处地扭了扭脸,没有直面与之仅隔一个街区的“新俄罗斯”——无论是宾利、法拉利,还是海瑞·温斯顿、萧邦,各种奢侈品在那里一应俱全。

在担任调查记者的30年间,我曾多次住在大都会酒店。20年前,我在这里采访了维克多·切尔卡辛(Victor Cherkashin)。那位克格勃高官曾经负责监督美国间谍阿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和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1995年车臣战争期间,我再次入住该酒店时,我见到了尤里·莫丁(Yuri Modin),这位苏联特工领导了英国臭名昭著的“剑桥五人”特务组织。当斯诺登窃取了美国历史上最多的机密文件飞往俄罗斯后,华盛顿有很多人都指责他早已与俄罗斯特工串通一气。但据我所知,这一指控没有任何确凿证据。

我承认,相似的经历让我对斯诺登心生好感。与他一样,我也曾经效力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NSA”)。我是在越战期间为美国海军服役时在那里任职的。之后,身为一名在法学院就读的预备役军人,当我偶然发现一个非法窃听美国公民的项目时,便告发了NSA。我在“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针对该项目举行的闭门听证会上作证。在这个国会调查部门的领导下,美国在1970年代对情报滥用问题展开了彻底的改革。

最终,当我毕业后,我决定写一本书,那也成为了第一本专门描写NSA的书。曾经多次有人威胁要以违反《间谍法案》为由起诉我。这部1917年颁布的法律恰好也是美国政府起诉斯诺登的依据。(具体到我,那些威胁没有根据,所以并未付诸实施。)自那以后,我又写了两本关于NSA的书。还在多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包括《连线》杂志之前有关NSA的两篇封面文章),并出版了众多书评、专栏和纪录片。

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没见过像斯诺登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独特的后现代告密者。自从他去年6月消失在莫斯科机场后,很少有人亲眼见过他。但他却始终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只不过,他不仅没有国籍,而且从不暴露真身。无论是在SXSW大会上接受采访,还是领取各种人道主义大奖,他的笑容总会浮现在大屏幕上。在今年3月在TED大会上接受采访时,他甚至更进一步,把自己的实时视频图像传输到一个小屏幕上,然后安装在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机器人身上。有了这样一套装置,他就能在会场“四处走动”,与人攀谈,甚至跟人合影。

这番景象似乎完全逆转了小说《一九八四》中的情节: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突然之间主导了大洋国的荧光屏,四处推广加密技术,并且公开谴责“老大哥”对人们隐私的种种侵犯行径。

当然,斯诺登对于面对面的采访依然十分谨慎。在准备采访内容的过程中,《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让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篇由格雷格·米勒(Greg Miller)撰写的报道叙述了与联邦调查局(以下简称“FBI”)、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CIA”)和美国国务院高官的日常会议内容,所有的与会人士都极度渴望将斯诺登“捉拿归案”。一位官员对米勒说:“我们希望他能愚蠢地登上某架飞机,然后让我们的盟友对那架飞机发出指令:‘你已进入我们的领空,马上降落。’”可惜,斯诺登没有那么蠢。自从他在俄罗斯消失后,美国似乎就失去了他的所有线索。

在前往约定的酒店采访的路上,我尽力避免被人跟踪。那家酒店地处偏僻,只能吸引很少的西方游客入住。我在大厅里找到一个地方坐下,面朝正门,然后打开一本事先约定好的书。很快,斯诺登就从我身旁经过。他穿着深色牛仔裤和棕色运动服,右肩上还挂着一个大号的黑色双肩包。在我起身与他并肩同行前,他始终没有看我。“你刚才在哪里?”他问,“我没看到你。”我指了指着我的座位打趣道:“你跟CIA一起吗?”他笑了。

进电梯时,斯诺登似乎有话要说,但一位女士突然闯了进来。所以,我们都默不作声地听着波萨诺瓦舞曲中的经典之作《Desafinado》,跟随着电梯逐层上升。出了电梯后,他指了指一扇窗户,那里可以俯瞰莫斯科的天际线——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已经彻底掩盖了7栋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的光芒,当地人管那7栋建筑叫Stalinskie Vysotki,意思是“斯大林大厦”。

现在,他来到俄罗斯已经一年有余。他会前往没人能认出他的当地的杂货店购物,他甚至已经学会了一点俄语。这是一个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它比纽约更干净,但也比华盛顿更复杂。在这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今年8月,斯诺登的临时避难许可将会到期。(8月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向他授予延期避难许可,意味着他可以在俄罗斯再居住3年。)

走进斯诺登为采访预订的酒店房间后,他把背包、棒球帽和一副深色太阳镜扔到床上。他看上去身材单薄,消瘦的面庞和一缕淡淡的山羊胡略显憔悴——他的山羊胡似乎是从昨天刚开始蓄的。他戴着一副长方形的半框眼镜,上面印着博伯利的商标。淡蓝色的衬衫至少比他的身材大出一个号,宽宽的腰带收得很紧,脚上穿着一双Calvin Klein休闲鞋。总之,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满怀真诚。

斯诺登对情报界所谓的“作业安全”十分重视。我们落座后,他把手机电池取了出来。我把iPhone留在了自己入住的酒店。斯诺登的联系人反复警告我,即使关机,手机也很容易成为NSA的传声筒。对NSA各种监控伎俩烂熟于心,是斯诺登得以自由至今的法宝之一。另外一个法宝,则是避开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频繁前往的地方。不过,当他出现在一些公共场所(例如电脑商店)时,还是会偶尔会有俄罗斯人认出他。每每此时,他都会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对他们说:“嘘。”

泄密者背后的秘密

尽管在全世界遭到追捕,但在我们一起喝可乐、吃披萨时,斯诺登似乎还是显得既放松又乐观。还有几天,他就将迎来31岁的生日。斯诺登至今仍然怀有希望,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获准返回美国。“我对政府说,只要是出于正确的目的,我愿意被关进监狱。”他说,“与个人遭遇相比,我更在乎我的国家。但我们不能让法律成为政治工具,也不允许有人利用法律恐吓人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哪怕交易条件再好都不行。我不会同意这样的交易。”

与此同时,斯诺登仍会时常在美国各地亮相,他的种种行为所产生的不可预知的影响,已经在他的祖国和世界各地产生了共鸣。然而,他所披露的那些文件,早已不再受他控制。斯诺登已经不再接触那些文件。他说,他并没有把这些文件带到俄罗斯。文件的副本目前保存在三个组织的手中:First Look Media,那是一个由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和美国纪录片制作人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共同创立的组织,这两个人也是这批泄密文件最初的接收者;英国《卫报》,在英国政府迫使其将文件副本的物理保管权(并非所有权)转交给《纽约时报》前,他们也收到了副本;《华盛顿邮报》记者巴顿·吉尔曼(Barton Gellman)。目前的保管人几乎不可能将这些文件交还给NSA。

这已经令美国官员陷入了无能为力的窘境,只能坐等更多机密信息的曝光、下一轮外交风波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与羞愧。但斯诺登对我说,事情本不必如此。他表示,他其实曾经想让美国政府了解他究竟偷走了哪些文件。在他携带文件潜逃前,曾经留下了一些数字线索,以便调查人员可以判断哪些文件被他复制过,哪些文件只是被他“接触过”。他希望借此向NSA证明,他的动机只是为了揭发内幕,而不是充当外国政府的间谍。这也可以帮助美国政府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泄密事件,包括修改代码和调整工作计划,并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损失。

但他相信,NSA的调查人员并没有发现这些线索,只是简单地报告了他所接触到的文件总数——170万份。(斯诺登说,他拿走的文件远少于这个数字。)“我猜到他们会焦头烂额,”他说,“但我却没想到他们这么无能。”

在对斯诺登的这番表态作出回应时,NSA发言人瓦尼·瓦因斯(Vanee Vines)只是回复说:“如果斯诺登先生想要讨论他的行为,那就应该在美国司法部里进行。他应该返回美国,面对他所遭受的指控。”

斯诺登怀疑,美国政府担心这些文件中包含极具破坏力的内容——也就是文件的保管人尚未发现的秘密。“我估计,他们担心文件里包含能彻底葬送他们政治生涯的材料。”斯诺登说,“政府的调查失败,以及他们不知道究竟泄露了哪些文件,所以才不断抛出哪些可笑的庞大数字的事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在评估影响的过程中肯定看到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内容。他们认为,这种威胁依然存在。”

然而,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些海量文件中究竟有什么内容——NSA不知道,保管人不知道,甚至连斯诺登本人也不知道。他不肯透露自己究竟是如何搜集这些文件的,但情报部门的其他人怀疑,他只是使用了一个网络爬虫,用它来搜索和复制所有包含特定关键词或关键词组合的文件。所以,其中的很多文件可能只是包含了一些高度技术化而且几乎无法理解的信号参数和其他统计数据。

令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某些号称来自斯诺登的机密文件,或许并非真的是他披露的,而是源自另外一个以斯诺登的名义泄露信息的人。斯诺登本人坚决不肯回应这一问题。但除了拜访斯诺登外,我还得以在多地毫无限制地查看了他从NSA偷出的文件。使用一款复杂的数字搜索工具对这些文档进行过滤后,的确无法找到一些已经对外披露的文件,这使我认定:肯定还有另外一个泄密者。事实上,得出这一结论的不止我一人。格林沃尔德和曾经全面查看过这些文件的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都曾公开表示,他们相信还有另外一个泄密者在向媒体披露机密文件。

其实,在我到莫斯科采访斯诺登的第一天,德国《明镜周刊》就发表了一篇长文,讲述了NSA在德国的运作状况,及其与德国情报机构BND的合作情况。该杂志披露了一份NSA和BND于2002年签署的《协定备忘录》。《明镜周刊》指出:“这并非来自斯诺登的材料。”

长期以来,外界都认为NSA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的消息来自斯诺登。但仍然有人怀疑,这其实是也是另外一名泄密者所为。在该消息曝光时,《明镜周刊》简单地将消息来源归结为斯诺登和其他未具名消息源。如果其他泄密者在NSA内部,那对于这家情报机构而言,这绝不仅仅是又一场噩梦那么简单——还将凸显它在控制信息方面的无能。这或许也表明,斯诺登对美国政府大规模监听计划的顽强抵制,给这个情报部门内部的其他人带来了启发。

“他们的问题仍未解决。”斯诺登说,“他们依然忽视审查,他们还是有信息泄露,他们不知道这些信息来自何处,也不知道这些信息去向哪里。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公众如何相信NSA能够妥善保管我们的信息、我们的隐私数据、我们的永久记录。”

波伊特拉斯是《明镜周刊》系列文章的作者之一,这位电影制片人也是斯诺登最早联系的记者之一。她的高知名度和在加密领域的专长,或许吸引了其他NSA泄密者,而斯诺登的文件则可以提供理想的掩护。与斯诺登见面后,我给波伊特拉斯发去了邮件,直截了当地询问她是否还有其他NSA消息源。她通过律师回复说:“抱歉,劳拉不会回答你的问题。”

首次公开成长历程

就在我跟斯诺登一起在莫斯科的酒店房间吃披萨的那天,美国众议院次踩下了NSA的刹车。他们以293比123的压倒性票数,不再允许NSA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包含数百万美国人电子邮件和通话记录的庞大数据库展开搜索。“政府监控项目会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存储和搜索美国人的隐私数据,它的广度无疑已经令越来越令美国人感到惊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众议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通过这份修正案,众议院已经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关闭了大规模监控项目的后门。”

如果不是斯诺登,类似于这样的众多改革议案永远不可能出台。视线转回俄罗斯,斯诺登回忆起他登机逃往香港的那一刻,此后,他就将披露自己的泄密者身份。但彼时,他自己也在担心,为此承受的巨大风险是否值得。“我当时想,公众可能只会耸耸肩,然后事情就过去了。”他说。然而,NSA的监控项目却早已成为了引发全美关注的紧急问题。

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国会也出手干预此事,最高法院甚至也暗示将对未经授权的监听项目采取行动。普通大众多数也都倾向于缩减监听项目规模。“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时所问的问题。”他说,“但如果你问问人们对我披露‘棱镜’计划的决定作何感想,有55%的美国人认同我的做法。由于政府一年以来始终说我是大反派,所以这种情况很不寻常。”(所谓“棱镜”计划,指的是一个允许美国政府机构从谷歌、微软和雅虎等公司那里提取用户数据的监控项目,也是斯诺登披露的最著名的监控计划之一。)

55%这个数字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夸张的程度不会太大。就在斯诺登泄密一周年之际,NSA局长基斯·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宣称,斯诺登“目前正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操纵”,并指责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最近,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表示:“爱德华·斯诺登是个懦夫,他是卖国贼,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但到了6月,美国政府似乎又刻意避免使用渲染成分过大的说法。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新任NSA局长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Rogers)说,他正在“努力让自己的性格变得专注而谨慎”:“作为NSA局长,我不会说‘哦上帝,天塌了。’这样的话。”

斯诺登始终在密切关注公众对他的印象,但他却一直不愿谈论自己。一方面是因为他天生羞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愿“把家人牵扯进来,并被人写成传记”。他说,他担心分享个人信息会让自己看上去很自恋、很自大。但他最担心的还在于,他可能会因此在无意间偏离了自己的初衷,违背了自己牺牲舒适的生活而努力追求的目标。“我是工程师,不是政治家。”他说,“我不想登台亮相。我害怕给这些人提供分散精力的机会,提供求之不得的借口来威胁、诽谤和贬低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运动。”

但当斯诺登最终同意谈论他的个人生活时,我们据此描绘出的画像,并不是一个怒目而视煽动叛乱的人,而是一个严肃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多年以来,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抱有的美好幻想却逐步破灭。

1983年6月21日,斯诺登出生在马里兰的郊外,那里离NSA的总部不远。他的父亲劳恩(Lon)从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海军士官长,那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母亲温迪(Wendy)在美国巴尔的摩地区法院就职,姐姐杰西卡(Jessica)则成为了华盛顿联邦司法中心的一名律师。“我的家人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联邦政府效力。”斯诺登说,“我也希望走上同样的道路。”他父亲对我说:“我始终认为艾德是家里最聪明的人。”当斯诺登在两次智商测试中的成绩都超过145分时,他也并不感到意外。

小时候,斯诺登并不像其他孩子一样整天看电视或做运动,而是深深爱上了书本,尤其是希腊神话。“我还记得,只要捧起这些书,我就会与它们一起消失好几个小时。”斯诺登说,阅读神话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了他直面挑战的性格,这些困难中也包括道德困境。“我认为,我正是从那时开始思考如何找出问题。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在于,他如何解决和面对这些问题。”他说。

在斯诺登曝光自己的泄密者身份后不久,有很多媒体都把重点集中在他读完10年级后中途退学的事情上,暗示他不过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懒虫。但他退学并不是因为品行不良或成绩不佳,而是因为患上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导致他将近9个月无法上课。但他并没有留级,而是考上了社区学院。他从小就喜欢电脑,现在的热情更是有增无减。他开始为一个自主创办科技公司的同学工作。巧合的是,那家公司的经营场所就在米德堡,也就是NSA总部所在地。

当9·11恐怖袭击发生时,斯诺登正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当时正开车去上班,在广播里听到第一架飞机幢楼的消息。”他说。与很多有公德心的美国人一样,斯诺登也因为那次袭击受到了深深影响。2004年春天,随着第一次法鲁加战役的爆发,伊拉克战争的地面站逐步升级,他主动提出参加美国的特种部队。“在伊拉克、铝管和炭疽这类事情上,我很相信政府的各种解释——甚至是政治宣传。”他说,“我仍然坚信政府不会对我们说谎,坚信我们的政府有着高尚的目的,坚信伊拉克战争会向他们所说的那样,通过小范围的定点打击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们。所以,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斯诺登说,他很向往特种部队,因为那里可以为他提供学习语言的机会。由于在能力倾向测试中表现优异,他被录取了。但身体要求更具挑战性。他在一次训练事故中摔断了双腿。几个月后,他就被除名了。

未完待续,下篇见:《爱德华·斯诺登: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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